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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印刷:新见史料与商务印书馆研究

2012-5-25 11:58:16   责编:中国出版印刷:新见史料与商务印书馆研究   来源:文汇报

商务印书馆研究为中国现代学术史提供了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但在新世纪的10年中,除《张元济全集》的编辑、出版有明显的实绩外,其他绝大多数研究都相对停滞,原因之一是大量新史料未被援用。在不久前举行的第四届张元济学术思想研讨会上,本文作者介绍了若干新史料,为商务印书馆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商务印书馆研究的停滞及原因

    商务印书馆研究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人文学术研究中的一个亮点,尤其是从中国现代学术史、文学史和近现代史研究的角度,商务印书馆真是提供了一个说不尽的话题,给一度乏味的学术界吹进清新的空气。史料比较集中的《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张元济日记》《张元济书札》《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以及《张元济诗文》等,给相关的文史研究提供了新史料、新视野和新课题,也引入了新的研究方法。30年来,不断产生的研究成果显示了这一研究领域对很多研究者而言,依然具有浓厚的吸引力。但在新世纪的10年,商务印书馆研究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有较大幅度的进展,除了《张元济全集》的编辑、出版有明显的实绩外,其他研究绝大多数是在原有范围内兜圈子,具体地说,援用的材料没有新的增加;研究方法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研究课题也不出1980年代的范围。

    造成这种学术研究停滞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史料方面没有取得新进展。研究者彼此援用的史料,大都是30年前的东西,这30年间新发现的史料,要么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要么很多研究者根本就不知道。如此一劳永逸地躺在原有史料基础上的研究,怎么可能会有新的创意呢?近10年中,国家社科课题、教育部社科课题以及学术出版物中,与商务印书馆相关的研究时有出现,像《小说月报》研究、《东方杂志》研究等项目,都列入过国家级的社科研究项目。这些研究别的不说,单从史料方面看,并没有比1980年代的研究有多少新进展,彼此翻来覆去,引用的史料来源都很相似。正是因为史料发掘上有相当的难度,所以,在商务印书馆研究上,比较多的研究是采用变换阐释角度的方法,一般而言,主要是吸收西方文化研究的方法,或者从印刷资本主义的角度,来梳理商务印书馆的成长历史;或者从知识分子研究的视角,来分析商务印书馆知识群体的社会影响;或者从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尤其是《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等标志性期刊,来透析中国文化的现代特征。总之,这10年中,阐释能力是强化了,但史料却没有新的开掘。

    可资引用的新史料

    那么,新史料有没有呢?这些新史料对商务印书馆研究有没有可能开辟出新的研究呢?我感到的确有大量新史料有待于整理和解读,并且这些新史料将促使我们不再满足于现有的研究话题和研究范围。就我所接触到的与商务印书馆相关的史料,有如下方面:
  第一,是“国民党特种档案”中,包含着与商务印书馆相关的材料,这些材料从未被研究者注意和援用。我是在赴台访学过程中偶然发现这批珍贵的现代史料,曾应约给天津一家报纸写过文章,介绍1926年毛泽东写给国民党中常委的一封请假信。这封信的价值在于从一个侧面证明沈雁冰(茅盾)晚年回忆录所陈述的代理过国民党中宣部长的事,与毛泽东的请假信所述内容吻合。

    另外,当时在广州国民党宣传部就职的沈雁冰,还未与商务印书馆脱离关系。据他晚年回忆录所述,他是1926年4月回到上海后,商务印书馆托郑振铎作说项,劝沈雁冰自动辞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工作,商务印书馆为此支付了900元的支票和百元商务股票作为退职费,算是补偿沈雁冰。商务之所以很长时间没有干预沈雁冰从事与编辑身份不符的党务工作,可能与张元济等人的态度有关。1926年4月张元济辞去商务印书馆监理,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行使职权,推行科学管理法。为了严肃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另外,也是因为香港报纸刊登了沈雁冰在广州的党务身份,引起沪上督军的注意,派人来商务问询,这才促使商务下决心劝退沈雁冰。

    可以说,商务对于像沈雁冰这样的文化新人,是持宽容态度的。如果对照商务回绝《孙文学说》出版的决绝态度,真可以说是天上地下,冰火两种态度。原因在于沈雁冰在商务高层眼中,是文化人而不是党人,但孙中山是党人。商务从企业利益出发,“在商言商”,不愿意卷入政治,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手法,明确拒绝孙中山向商务提出的出书要求,商务的这种态度,让孙中山难以释怀。“国民党特种档案”与商务印书馆相关的材料中,有两部分值得关注。一部分是吴稚晖与张元济的往来通信,计有7封,内容都是熟人之间相托事情,时间估计是1920年代。吴稚晖与张元济是老相识,早在南洋公学时期,张元济是监理,吴稚晖是教师。但个人关系如何,却未见文章深入论述。这些通信反映出张元济与吴稚晖之间有很深的交情。如编号为06307的信件,是吴稚晖托张元济帮助其族人进商务印书馆所办尚志学堂的事宜。其他还有编号为06287的信件,是张元济通知吴稚晖,《科学教育学》翻译稿费已经寄鲁翁。联系到吴稚晖后来在蒋介石时代身份的特殊性,很可能在一些棘手问题上帮助过商务印书馆。但让人感到不解的是,在现有的商务印书馆研究中,没有一篇文章论及吴稚晖与商务印书馆(或张元济)之间的关系。

    另一部分未刊史料共18种,有商务印书馆收支簿,致孙中山的《致总理函》,商务工会章程等,时间跨度从1919年到1930年。这一部分史料内容很庞杂,从研究角度看,有值得重视的地方。如编号为395/43.2的卷宗,是商务上海事务所的收支簿,时间是1919年1月-12月。1919年正好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状况如何,到目前为止,没有确切的材料证明,而这份卷宗正好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另外编号为1682.3,时间为1927年6月23日的文档,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会第一分会的章程。编号1947的文档,是商务印书馆职工会各分会上国民党中央工人部的呈文。编号4.2/8.72的文档,是商务“请准许职工会永久组织”的呈报,时间是1930年11月。还有编号为11698的卷宗,是商务印书馆上总理函,时间是1923年11月13日。上述材料,可以说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有商务印书馆内部经营方面的,有商务工会活动情况的,也有与孙中山在内的政治人物交往的,总之,这些史料将会给商务印书馆研究以多方面的帮助。
  第二是商务印书馆与一些重要学人的交往史料。商务印书馆1980年代和1990年代出版的纪念文集中,收录了1949年前,国内一些重要学者与商务印书馆的交往材料,像顾颉刚、冯友兰、贺麟、费孝通、陈岱孙、王力、胡道静、顾廷龙等,都有文章介绍。但依然还有一些重要的信息被忽略。

    钢和泰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便是一例。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特藏部所保存的俄国学者钢和泰(BaronAlexander von Stael-Holstein)男爵档案中,有一部分未刊文档与商务印书馆有关,其牵涉的人员包括胡适、王云五、丁文江、梁启超等。1922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钢和泰男爵,因为联系出版《大宝积经迦叶梵藏汉文六种合刊》(1926年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与商务印书馆有书信往来。这是一项有相当难度的学术出版工程,从书信往来情况以及从1922-1926年出版周期的延搁情况看,商务印书馆为了这部著作的出版,是花费了很大的心血。

    这样高质量的学术书籍,真正是动用了国内和国际范围内最专业的研究人员以及最专业的出版力量,这是商务印书馆推进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最生动的记录材料。但查阅目前商务印书馆相关的研究,从未见有论及钢和泰与商务印书馆关系的文章。目前国内出版有王启龙教授编著的《钢和泰学术年谱简编》,其中有一些史料记录了钢和泰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强调这些原件的珍贵之处,因为有很多细微的历史信息,可以从这些原件中获得。譬如,编号为HYL(C)T9722/82549(1)/Box1of4,收录了胡适致钢和泰的几封书信,其中1923年9月20日,胡适从杭州写给钢和泰的信件的通讯地址很有意思,胡适留下的杭州通讯地址是杭州商务印书馆。

    这些细节传递出商务印书馆与胡适之间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超出了一般的工作关系,有着彼此之间深深的信任和情谊在其中。这是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原始材料中,很有意义的一部分。
 第三,是英文世界中与商务印书馆相关的材料。英文世界是如何介绍商务印书馆的,商务印书馆又是如何出版英文书籍的?这些领域的史料和研究话题,是商务印书馆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英文世界中介绍商务印书馆的信息以及相关人物的,比较重要的,与早期任商务印书馆英文部主任的邝富灼先生有关。我曾在《哈佛所见FongF.Sec材料》一文中,对邝富灼先生的情况有所介绍,商务印书馆95周年纪念文集中,收有商务老编辑唐鸣时先生的文章《我在商务编译所的七年》,对邝富灼在商务印书馆的事迹有一些具体记录。

    邝富灼的英文名字是FongF.Sec,英文出版物中,有他亲戚朋友1966年在香港用英文出版的《邝富灼博士纪念集》,国内曾有周振鹤先生撰文介绍。邝富灼1869年出生于广东台山贫苦人家,13岁时飘洋过海,在美国西部教会做童子军,1896-1902年进Pomona College学习;1902-1905年在加州大学攻读本科;1905-1906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教育学硕士。1906年回国,希望报效祖国。1907年参加考试,被朝廷录用。但任职不到一年,便对朝廷失去信心,而在张元济引荐下,1908年到商务印书馆任职,一直到1929年退休。他于1938年病逝。1915年,邝富灼在英文版的《中国留美月报》上,撰文介绍中国的教育,题为“Educational Progressin China”,其实是结合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在谈改进中国教育的努力。1919年2月,他又在北京的英文报纸《北京导报》上,撰文介绍商务印书馆,题为“TheCommercial Press,Limited——AChineseEducational Force”。而美国的亚洲学会会刊《亚洲》,1919年11月,在“Dr.Fong Sec,Editor-in-chiefof the Shanghai Press”的标题下,介绍邝富灼与商务印书馆,并配有邝富灼的工作照片。

    邝富灼为商务印书馆的英文出版以及汉英词典的出版,做出过贡献。他同时又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商务的英文出版物中,有一些教会或与教会学校有关的文献,大概与他有关。海外有一些研究文章,将邝富灼作为中国早期现代知识分子的类型来研究,他是一个有着虔诚宗教信仰并受过西式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他一生从未参与政治,也从来没有参与文化论争,他的工作就是在出版、教育和宗教活动上。1933年10月,英文期刊《中国基督教学生》报道邝富灼不顾年迈,千里迢迢,到波士顿参加国际扶轮社代表大会的情况。1934年第5、6期合刊,又配有邝富灼的图片,加以介绍。对邝富灼的英文介绍,总会联系介绍商务印书馆,这些史料,散见于英文出版物ChinaYear Book和ChinesePress。英文报纸对于商务印书馆的报道,还有NewYork Herald 1910年12月26日对张元济访美行踪的报道等,这些虽见于《张元济年谱长编》,但相信如果有条件加以搜集,还会有更多收获。

    总之,在新世纪网络技术发达、学术交流频繁的有利条件下,我们应该留意相关史料的挖掘、整理,推进整个人文研究在新水平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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